我喜欢讨论书籍，但我不喜欢和群氓讨论。爱书人和不爱书的人在一起时，后者会主导谈话的方向。话题只能是你们都看过的书，而这个交集小得可怜，要用显微镜才能找得到，无非是《追风筝的人》《引爆点》之类，《恋恋笔记本》是最糟糕的情况。不对，《圣经》是最糟糕的情况。多年来，我花了无数小时和人交流安妮·泰勒（美国南方女作家，以描写小城镇生活而享誉美国）、汤姆·罗宾斯、戴维·洛奇（英国小说家），他们都是不错的作家，作品通俗易懂，只是我并非特别喜欢。与之相反，好些我特别喜欢的作家，我还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过他们。看来我的社交圈子不太对劲。
在脑海中虚幻的房间里，爱书人和作家进行着亲密的交流。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他之所以读索尔·贝娄（美国作家，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是因为贝娄看起来人生经历丰富，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些东西。我对自己喜爱的作家也有同样的感受。如果你已经老了，想早点退休，应该先读读《李尔王》。如果你已经人到中年，想和比你小的女人结婚，不妨咨询下莫里哀的意见。如果你还年轻，相信真爱天长地久，还是先看一眼《呼啸山庄》再做长远规划吧。
爱书的人觉得作家透过纸页，在直接和他们说话，甚至在关照他们、为他们疗伤。他们有时忘记了作家才是分发圣餐的人。人们老说，他们之所以热爱这个或那个作家，是因为他或她就某个话题写出了读者想说的话。在他们看来作家是某种通灵的容器，为没有声音的东西发声。我从来不这么想。我觉得作家用我永远想不出的方式讲出了我永远想不出的话。有人曾这么说艾米莉·狄金森（写诗30年，留下诗稿一千七百余篇，生前只发表七首。她深锁在盒子里的诗作是留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这个美国最伟大的女诗人：跪下来是接近她的唯一方式。这正是我的想法。伟大的作家说的话太好了，以至于重复这些话也让生活更好。一旦爱上其中的居民，城市也会变成宇宙，劳伦斯·德雷尔（英国小说家）说。相信奇迹的人，在奇迹发生时不会惊讶，爱丽丝·门罗说。如果再次相遇，我们当然将微笑致意；否则，便是生离死别，莎士比亚说。只有傻瓜才敢对这样的作家说：“你讲出了我正想说的话！”这种人还不少呢。
严肃读者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系列永无止境的探险，不管是计划好的，还是意料之外的，这些探险都鼓舞人心。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只为了炫耀才读书。书本创造的世界也许不对每个人的胃口，但总能对上一些人的胃口。贪婪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对周围的现实不满。当代女性阅读《劝导》《简·爱》甚至《廊桥遗梦》，因为她们畅想，要是丈夫能减少在海滩度假的时间，生活不知道要有多幸福。男人们狼吞虎咽，读完《达·芬奇密码》，因为他们希望生活能比现在复杂一点点，老婆没有那么热衷普拉提就好了。发现自己处于全球阴谋旋涡的正中心，涉及圣殿骑士团和梵蒂冈——这可比在劳动统计局工作，娶个对百货公司广告轰炸乐此不疲的女人要好多了。
几乎每个读书人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几年前，我开始向菲律宾寄书，收件的是一个名叫艾芙琳的女人。我从未见过她。她是我一个好朋友一辈子的笔友。她在当地开店，但生意一次又一次被台风毁掉。我寄给她的东西她都读：小说、体育书籍、杂志。距离上次给她寄“关爱包裹”已经有18个月了，我最近收到了一封喜出望外的来信，说，包裹终于到了，它在某个地方被冷落了一年半，直到邮局的小偷决定，包裹里实在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还是发到原来的收件地址吧。我的菲律宾友人之所以读书，既是为了娱乐，也是因为她的小店总被台风摧毁，而书帮她忘记这个事实，同时忘记她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没文化的小偷。乔•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