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外国人都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琉璃厂古文化街，一个是潘家园旧货市场。其中潘家园旧货市场作为中国人的我也尤其喜欢。那里每天都是熙熙攘攘，人们在一堆真假难辨的“老东西”中乐而忘返。
巴格达也有类似的地方，只不过没有北京那么大的规模罢了。
一天，我决定去巴格达的旧货市场看看，也增加些对当地战后生活的切实了解。沙澜告诉我，巴格达有两个旧货市场，都很值得去，但是也都比较危险，盗匪时常出没，战后更是是非之地，相比之下市中心的那个秩序稍好，勉强可以去。
我的伊拉克同事贾迈勒也建议说，最好不要开我们自己的车，一是外国牌照目标比较大，奔驰车尽管老旧，但毕竟“引贼注目”，二是那里摆摊的人见缝插针，根本没有停车的地方。他还建议说，最好不要带钱包，拿一点小钱就可以了，相机也要藏好，我那件写着大红“中国记者”字样的摄影背心最好也别穿，悄悄地躲在人群中逛逛就可以了。
沙澜甚至提议说，我如果需要买什么东西，告诉他，他去帮我买回来。说实话，这样一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地方，反倒勾起了我的更多好奇。我仔细想想，决定还是打车和沙澜一起去，但把钱和相机都交给沙澜收好。
我们走到主街上等出租车。一上车沙澜就有新发现。他指着旁边一辆看起来还不错的车对我说，你看这个车少了什么？我一看，汽车的前保险杠不见了。沙澜告诉我，这就是前几天报纸上看到的新闻，说是政府机构的汽车为了防盗，要求司机一律要把汽车的某些部件拆下来，把一辆好车弄成破车的样子，以避免因车况相对较好而被盗贼惦记上。我让沙澜把相机拿出来给我。看到我在拍照，那个司机面无表情，冲沙澜说了几句话，我以为他不愿意我拍摄，结果沙澜告诉我，这个一脸严肃的司机竟然在开玩笑，他说:“多拍几张，你的照片能让我出名吗？”
在路上我还看到一辆满载乘客的小汽车，汽车倒并不太旧，但坐的人太多，有一个小伙子不得不把身子从右后侧的车窗里伸出来，还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干脆就坐在后备箱里，后备箱的车盖在他头顶一晃一晃的。就是这样一辆有人被挤得不得不把大半个身子探出车窗的汽车，竟然开得飞快，在车流中左突右冲，让我不禁对司机的车技和乘客的胆量“叹服”不已。
我想，在生命备受珍惜的美国，这样的街头一景是不会出现的，美国也不会允许司机如此在车流中冒险。但是在刚刚被战争夺去近万名无辜平民的伊拉克，在一个过去20年里经历了三次大战的国家，人们的生命意识已经被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巴格达街头有很多警察，但是没有人对这一近似“死亡游戏”的乘车方式说“不”。巴格达街头也有很多美国士兵和坦克，但是这些伊拉克平民的生命似乎与他们无关。
我们碰到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原来是个士兵，驻守在巴格达的一个防空部队。战争初期他们还曾打下两架美军飞机，但是后来军心不稳，传说上面和美军有交易，很多人都开了小差。开战一周后，他的上司还命令他说，如果看到有人开溜就地枪毙。但是很快他的上司就让他开车把他送到一个地方，然后对他说，我就不回部队了，如果你不想当替死鬼，现在就回家逃命去吧。这样他也没有回部队，眼睁睁地看着美国人轻易地拿下了巴格达。
他说，如果萨达姆不是这样不得人心，如果萨达姆军队高层始终与全体将士生死与共，他相信美军在伊拉克战场扛不了多久就得灰溜溜地撤走。他说，当时他们的武器弹药都很充足，士兵总数比美军多，但是就因为没有士气，才导致一败涂地的。
下了车，我才惊讶地知道原来这个旧货市场旁边就是已经被废弃的原萨达姆的国防部。旧货市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太旧”了。在市场的外围，一些老人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小堆旧皮鞋、旧衣服、破台灯或者旧电工工具等“货物”。这些东西如果说是废品和垃圾也毫不为过，可是在这里全都有了可利用的商品价值。我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回答说大部分是收购来的，有的是从前政府大楼、废弃的前军队大营拣来的。这些并不值钱的东西摆在这里，就是一个摊位、一份工作。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什么顾客，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买。
没走几步，我又发现一条小街，两边挤满了配锁、修表的工作台，只留出很窄的通道供行人往来。工作台上衣着破旧的人们在劳作着，头也不抬，那副认真忘我工作的劲头很是令人感动。街道两侧的民居也都低矮破旧，地面坑坑洼洼，到处是积水和垃圾。但是正是在这佯的环境下，底层的伊拉克人在继续着他们辛苦而真实的生活。
沙澜告诉我，他们都是穷人，一天不做工家里就可能要挨饿。我不知道在巴格达夏天50摄氏度的高温里，这里的小贩和工匠是怎样的工作情景。穷人没有别的财富，生活只教会他们两个字的诀窍，那就是“忍受”。
穿过这些外围的“破烂王”和手工作坊的专业街市，我终于看到一些像样的摊点店铺。它们规模都不大，最多一个玻璃橱柜就能陈列全部商品，也无非是一些打火机，旧钱币、小铜器和简单的工艺品之类。再往里走，看到萨达姆时代的纪念品就越来越多，那些小贩也都会说几句英语，看到来了顾客也主动用英语打招呼，介绍他们的邮票、硬币、萨达姆勋章等东西。
据说1991年海湾战争前萨达姆发给他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高级官员和军队士官的勋章都是用金子和银子做的，但战后随着国际社会制裁和封锁的延续，这些东西渐渐就粗糙起来，质地也无非是些铜铁合金。但是这些东西用绶带系起来，写上带有浓郁萨达姆前政权痕迹的字句，今天摆在这个旧货市场上，仿佛沾了历史的光，也立刻身价倍增了。要不了多长时间，这里所有的小贩都知道这些东西原来也可以卖，而且还可以要个好价钱。
转了三五家小摊，我发现与萨达姆有关的勋章最少有十多种，有发给军官的，有发给运动员的，有发给科学家的，形状各异，也许就连萨达姆本人也很难一下子分清每种奖章究竟是发给什么人的。还有一些萨达姆的像章，原来都是成批送往学校和军营，免费发给大家的，但现在都有了身价。基本上一枚勋章的价格是2000～3000伊拉克第纳尔(1.5～2美元)，一枚像章的价格也差不多。但是有些做工精致、年代比较长的勋章就很贵，要50美元以上。我想如果有机会收集这些勋章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面对这一堆差不多可以廉价批发的勋章，除了在收藏品市场能够等待升值之外还有什么另外的意义。
有的摊主看到我们，甚至拿出整袋的萨达姆像章，说是那些在战后乘乱抢劫了生产厂家的人送来的，一枚2美元，如果要得多1美元也卖。但这些像章太新了，没有流通使用的像章其实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产品，并不适合做纪念品。我更喜欢那些看起来老旧的、甚至有些破损的东西，那是生活的原物，是活生生的历史。
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大院子里，院子是由两层的楼房围成一个大圈形成的。楼房的所有门面除了一家电器修理铺外，其余都是古董商店，经营着一些看起来十分老旧古朴的家具、刀剑、铜器之类的东西。也有几家传统的工艺品商店和画廊，但是卖品和展品都不多，显然是仓促开业的。偶然有一些能看得上的东西，价格就很高，动辄几百美元，但是东西的确不错，让人觉得如果买了的话就像是把一段历史也搬回去了似的。
我想，一个历经战乱的国家，其历史也仿佛正在流失和被摧毁。但是，历史真的能够购买吗？历史真的能够被摧毁吗？不能！历史已经永远地在历史深处定格了。历史永远会在真理的护卫下等待真诚的发现的眼睛。
应该说，我的旧货市场之行还是很有收获的。首先我买到了一些旧硬币，这是我一个多月以来在巴格达看到的唯一有萨达姆头像的硬币，做工也还精细。沙澜解释说，这是1980年为纪念萨达姆执政1周年特意发行的，数量不多，但他们原来都使用过这种钱，每枚1/4第纳尔，有两枚的话就可以到咖啡馆过一个不错的周末。
最让我惊讶的是，我在一个古董店简陋的货架上竟然看到了中国的东西。一个是一本红皮的1961年在中国出版的英文版有关毛泽东的书，另外一个是一本看起来很精致但是明显破旧的集邮册，里面稀稀拉拉夹着几十张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旧邮票。店主五十多岁，头发稀少，面容和蔼。他重点向我推荐这本集邮册，说是从一个破落的富人子弟那里收购的，那人的父亲原来和中国外交官一直关系较好，对中国很有感情，希望我能“收留这些来自中国的邮票”。
他说整本册子50美元，我信口还价30美元，没想到他竟一口答应了。回到分社，我仔细查看了这些邮票，发现原来很多邮票上还盖着邮戳，有的邮戳上还可以依稀辨认出一两个汉字。还有几张日本的旧邮票也被当作中国邮票夹在册子里，我猜想邮册原来的主人也许并不懂中文。
这本邮册引起了我的怀旧之情。这些邮票大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最晚的是1980年前后的，最早的则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一些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邮票，让我在遥远的底格里斯河畔顿起思乡之情。聂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