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点起床做饭，饭后老伴儿送老大上学，我送老二去幼儿园，回来的路上买菜，上午打扫屋子，午饭后洗洗涮涮再准备上晚饭食材。下午不到三点老伴儿就要动身去接老大，儿子儿媳下班晚，放学后再送孩子去补习班。疫情在家的时候，天天还要督促上小学的老大上网课、打卡作业。”这是来自山西的杨春玲与老伴儿每天在北京要面对的庞杂工作。
杨春玲老人这样的生活已成为不少大城市随迁老人的生活缩影。随迁老年人往往以家庭利益为居留决策的出发点，一方面心甘情愿，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两难的背后其自身需求往往被家庭和社会所忽视。
由于中国属地化管理、户籍制度的约束以及原生家庭的强大聚合力，“老漂族”的根仍在老家，各种社会身份也留在了老家。他们大部分来自小城市、县城、乡镇这样的“熟人社会”，流动到城市后，尽管能与家人团聚，但社会交往的突然切断，以及城市商品房社区邻里关系都让他们容易感到孤独。加上“老漂族”日常生活被照顾孩子挤占，社交网络的断层，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陌生化的人。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拓宽福利覆盖面，既要增强对随迁老人的正式制度支持，又要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力度。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随迁老年人照顾孙辈的压力倍增。“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降低养育成本，改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随迁老人抚育幼儿的压力。
此外，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得归属感的建立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等功能，这些进步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而且为其与晚辈之间的联系开辟了新渠道。家人的支持对他们而言不仅是新技术的分享，更是情感的纽带。因此，互联网平台上代际间跨圈层的深度文化反哺应作为提升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的重要方向。白雪蕾 兰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