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人就是父亲。他教育你勤俭节约，却偷偷给你零花钱。他责怪你做错了事，却不忍心你被责怪。他从不夸奖你，却早已为你骄傲自豪。父亲是平淡岁月里的超级英雄，最耀眼的星。  

        在家中，我排行老三，老大是姐，还有一哥一弟。小时候，由于贫穷饥饿，我营养不良，身体瘦小，快到5岁时才会说话。父母忙于生计，对我无暇顾及，让我从小内心孤僻、脆弱、谨慎，但又有一种骨子里遗传而来的倔强。 

        坦率地说，我和父亲的关系不怎么热切，甚至有些疏远。直到我当兵离开家的时候，我们的父子关系依然是不冷不热、不亲不疏的，远不及哥弟和父亲那么和谐亲密。造成这样的状况不只是我在家中的尴尬“排位”，或许是我极少喊“爸爸”才是真正的“情感障碍”。我清楚地记得当初刚会说话时，我是叫爸爸的，虽然不像姐、哥和弟他们那样爱叫、频繁地喊，喜欢缠粘着父亲玩耍交流。隐约记得是在一次吃饭中，快言快语的姐姐好奇地问起来：“我怎么发现，老二（我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二）好像不叫爸爸！”大姐突然来这么一下子，搞得我内心突突地，慌得不知所措，哑口无言，一脸懵逼。真想不起当时是如何收场的，只记得爸爸严厉地正告家人：“瞎说什么？谁说老二不叫爸爸，都赶紧吃饭，吃完饭该干啥干啥去！”饭桌上的质疑事件最终还是给我带来了影响。“不叫爸爸”传出了家门，传到了街上，传进了左邻右舍的耳中。在人们异样的眼神中，我内向的性格愈加沉闷起来，“爸爸”两个字音就像困在内心和精神上的绳索怎么也挣脱不开，叫不出口。越不叫，越不想叫。  

        父亲经常把弟弟架在肩膀上满院子转悠着玩，也经常带着哥哥到周边乡镇上赶集去，说实话，在我的脑海中，很难找到我和父亲肌肤相亲嬉笑打闹的影子。也许“不叫爸爸”让父亲有些介怀，也许我的性格行事真像母亲所说的很不让人待见。但是，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的爱都是一样深沉而无私的。这一点儿，我丝毫不怀疑。     

        我们姐弟四人中，我是学习最认真刻苦的，成绩也是最好的一个。所以，父亲对我的学习比哥哥弟弟更加关心和重视。为了给我筹集上学的学费，父亲不惜拉下脸面去向亲戚朋友借个遍。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高二暑假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和父亲带着干粮和水，口袋里揣着北京二姨写给家里的信，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出发去借钱。步行，坐长途中巴车，再步行，转乘公交车，再步行。从早晨不到七点出门，直到中午一点多，经过5个多小时、80多公里的奔波和一路打听，我和父亲终于找到了二姨家。尽管我和父亲真诚地说了一大堆话，但结果一分钱都没能借上。现在，依稀记得炎炎夏日的晌午里，我和父亲步伐有力，一边擦汗，一边啃饼，在丰台城乡区域步行找公交的场景。这是我和父亲唯一一次出门的记忆，这个片段，将终生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家有一个“传家宝”——一副老式塑料铁丝腿眼镜，一直锁在一个檀香木制的衣柜里，长年累月用手帕裹放着。听母亲说，这副眼镜的镜片材料是天然水晶石的，拿到太阳底下照射，镜片后聚焦形成的光热可以把一张薄纸燃着。如果眼干、眼痛、眼胀等不舒服，戴上这副眼镜一两个小时症状会明显好转。为此，父母管它叫“养目镜”。   

        这副“养目镜”在父亲的眼中特别珍贵。小时候，村里“吃公粮”的杨校长经常和爸爸喝酒，一次，父亲喝多了，得意忘形地吹嘘起“养目镜”，之后，杨校长多次找父亲商谈起这副眼镜，甚至愿出300元（当时一年左右的工资）来买“养目镜”，都被父亲断然谢绝了。  

        1990年底，我穿上了军装。临行的前几日，瘫痪在床的父亲匆忙地吩咐家人找来村里“有头有脸”的几位长辈，说是趁我当兵没走先把家分了，也算了却他的一桩心事。当时，我们家没债务也没存款，只有两处宅院。我们哥仨要分两处院子确实很费脑筋。我觉得自己一直在上学花钱，从小学读到高中，没帮家里做什么事，哥和弟不一样，早早务农干活挣钱，况且去部队就是为了今后找条出路。想到这儿，我主动提出不要宅院，将来回家有个住处就行。父亲听罢，欣慰地说：“咱家没什么财产，既然老二不要房子，那就把‘养目镜’给他。他上学多，将来用眼的地方肯定多，眼镜留给他最有用处。”这副“养目镜”，不仅是父亲留给我的念想，也是对我无声的激励。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就是父子永别。

        如今，我每每想起父亲，努力忆起和他的往事，脑海中浮现他的音容笑貌，还有自己时时想叫又叫不出口的“爸爸”。假如父亲还在，我会把他接到自己的身边悉心照顾，端给他一杯好酒，真诚而亲切地喊声：“爸爸，干杯！”

张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