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用一生与时间作对，不是为了战胜它，而是以微小的坚持修补时光的裂痕，在滴答声中挽留不肯老去的记忆与爱。我要发表——
外公的作坊，在镇子最旧的那条街上。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了流速。空气里浮动着老木头、清漆和铁锈混合的气味，墙上挂满了形制古怪的工具，每一件都磨得温润，闪着幽微的光。这里，是我的外公，一个老钟表匠，与时间作对的战场。
他的对手，是那些躺在绒布上，默然不语的钟与表。它们有的来自以前商行的柜台，有的来自南洋归客的行囊，如今都成了时间的俘虏，齿轮停转，指针垂落。而外公，便是要将这些俘虏解救出来的将军。他戴上寸镜，拧亮那盏绿玻璃罩的台灯，便俯身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以毫厘计算、用微米衡度的世界。
我总爱蹲在一边看。他拆卸一枚怀表，动作轻缓得像在解开一个易碎的梦。表壳开启的瞬间，便露出了那个金属的脏腑：大大小小的齿轮相互啮合，如精密的星辰。“看这里，”他用镊子尖指点着，“这个轮齿磨损了零点一毫米，百年光阴，就坏在这一点点上。”在他口中，时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象为黄铜齿轮上的一道划痕，钢质发条里的一丝疲惫。
他的“作对”，是极致的耐心。为修复一座老座钟的报时鸟，他用檀木削制了比米粒还小的鸟喙；为校准一台航海钟的走时，他整整三个月，每天在固定时间比对电台的报时信号，在笔记本上画下曲折的误差曲线。外婆常在饭桌上嗔怪：“跟一堆破铜烂铁较什么劲？”外公呷一口黄酒，慢悠悠地说：“它们不是破铜烂铁，它们是困住的时间。我在教它们，重新走路。”
曾经我不懂，只觉得外公能让停摆的钟表重新滴答，是了不起的本事。直到那年，外婆病重。我看见从不信神佛的外公，在作坊里对着那座他刚修好的、嘀嗒作响的摆钟，呆坐了一整夜。昏黄的灯光下，他佝偻的背影与那座沉默的钟楼融为一体。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他花白的头发，是如何在时间的侵蚀中败下阵来。他能为无数钟表注入新的生命，却无法让外婆的病情，哪怕慢下一秒。
后来，外公的话越来越少了。他依旧埋首于他的作坊，只是动作越发迟缓。他开始修复一块很老的手表，表盘泛黄，字迹模糊。他说，那是他师父的遗物。他配不到合适的零件，便索性自己动手，在小小的车床上，用钢坯一点点磨制。那是一个更为孤独，也更为执拗的过程，仿佛他对抗的，已不仅是物理的时间，更是记忆的消逝与传承的断裂。
去年秋天，外公终于把那块老表修好了。他给我看，表壳内的机芯焕然一新，齿轮咬合顺畅，那根纤细的秒针，正稳稳地划着圆圈。他将它贴在我耳边，那嘀嗒声，清亮而坚定，像一颗倔强的心脏在跳动。
“听！”他说，脸上漾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柔和而感伤的笑意，“时间还在走。”
外公穷其一生与时间作对，并非狂妄地想要战胜它，阻止它。他只是一个温柔的逆行者，在用他微薄的力量，修补时间留下的伤口，挽留那些被遗落的美好瞬间。他修复的，不是钟表，是记忆的载体，是情感的容器，是流淌在金属脉络里，那些不肯老去的灵魂。
如今，外公的作坊依旧开着。那嘀嘀嗒嗒的声响，汇成一片宁静的潮汐。在这潮汐声中，我听见了所有的答案：与时间作对，或许是人类最悲壮，也最高贵的徒劳。而我们之所以执着于此，是因为在那一次又一次的、精卫填海般的修复中，我们证明了爱，可以比时间，更恒久一些。苏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