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六一”，我让出了红裙子，却在母亲递来的冰棒里，尝到了童年第一次学会咽下“失去”的滋味。我要发表——
“咚嚓，咚嚓，咚咚嚓……”
哪怕过去三十五年，只要手指在桌面无意间叩出这组熟悉的节奏，那条大红色的确良裙子就会在记忆的底片上，忽地燃起一团火。
那是我度过的最漫长的一个“六一”。
那年夏天，村校坑头小学前所未有地组建了一支腰鼓队，预备去大队参加汇演。十四个女孩站在操场上，挥舞鼓槌。我敲得比谁都用力，红绸系在槌尖上，每一次扬起都重重落下。
距演出只剩两天，一道指令骤然砸下：登台女生必须统一穿红裙，无裙者候补。
我的心猛地坠了下去。慌得连跑散的马尾都顾不上捋，一口气奔回家，看到对着衣箱发愁的母亲，眼里的光一点点灭了。那时乡下，母亲衣箱底压着的尽是些灰扑扑的粗布，哪来半寸娇贵的红绸？
母亲终究不忍。她挨家挨户去借，终于寻来一条大红的确良裙。那是成年人尺码，腰围宽得能装下两个我。母亲在昏黄的灯影里弓着背，针脚密密地，用一截旧粗布条在宽大的裙腰上紧紧勒出了一圈厚实的褶皱。看着那奢侈的红，我以为自己终于牢牢攥住了登台的资格。
可是，戏台太小了。我抱着红裙跑回学校时，队伍已排好，名额缩减，只要十人。老师念一个名字，就有一个女孩跳起来，念到我时，没有。我抱着裙子站在原地，不知站了多久，锣鼓喧天里没人注意到那个抱着宽大裙子发呆的女孩。
次日，汇演的钟声将响。队里的一个女孩却急哭了。兵荒马乱中，她将红裙忘在了家里。老师一眼看到人群边缘的我：“你家近，把裙子借给她救救急，好不好？”
那个女孩红着眼望我，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晒谷场的水泥地上。老师又催了一遍。我咬住下唇，咬出一道白印，张了张嘴，没出声。也许是扛不住老师的催促，不忍见她无声地哭，更敌不过那阵阵鼓点的妥协。我转身跑回家，把那条摩挲了一整夜、每一道褶皱都烂熟于心的裙子取下来，交到她手里。
“咚嚓，咚嚓，咚咚嚓……”
演出开始了。她站在队伍最前端，穿着本该属于我的红裙，笑得像夏日里最烈的一朵花。我被挤在人群深处，听着闭眼都能敲出的鼓点。红裙在舞台上跳跃翻滚，猛烈地灼痛了我的眼，逼得我低下头，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心头。
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攥住了我汗津津的手。母亲不知何时站到了身旁，她低声说：“那领队的，还没你敲得好嘞。”不等我抬头，从来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母亲，破天荒地买了一根白糖冰棒，塞进我手里：“吃吧！”
冰棒在骄阳下往外渗着白气。我极为小心地，一口一口地舔着。甜丝丝的凉意化在舌尖，又混入悄然滑落的泪水——那么甜，那么咸。我一点点把哭声咽了回去。
那是童年最后的一口甜，也是命运第一次教我咽下“失去”的咸涩。
那个锣鼓喧天的节日，是我度过的最后一个“六一”。暑假后，我升入中学，母亲特意去镇上剪了一块真红绸，为我做了一条全新的裙子。穿上它，人生另一个阶段的鼓点敲响了。
“咚嚓，咚嚓，咚咚嚓……”欧阳凝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