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子余华英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出，相关话题便冲上了热搜。虽然是预料之中的判决结果，也契合了公众的朴素正义观，但从网友的反应来看，似乎仍觉得不解气，很多网友在新闻后面写下了诸如“应当千刀万剐”“应当杀11次”“应该五马分尸”“必须凌迟处死”“车裂”等留言，以表达对余华英以及所有人贩子的痛恨之情。
人贩子被判处死刑，其实并非个案。翻看报道，近年来，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下，相关部门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打击力量在不断加大，一些为非作歹者先后受到正义审判。比如，此前的张维平等五人拐卖儿童案，张维平与他人合伙入室抢走1名儿童、单独拐卖儿童8名，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这些司法实例，表明了严惩拐卖儿童犯罪的态度决心，也释放出震慑罪犯、决不姑息的最强音。
在此情况下，司法机关会不会在今后的判决中，满足部分网友“人贩子抓住后一律死刑”的强烈愿望呢？这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涉及我国刑法中的死刑适用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以及“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首先，刑法明确宣告“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我国刑法目前有41种罪保留死刑，但都没有将其作为唯一刑种，通常都同“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配制在一起。哪怕某种罪规定有死刑，若不是该罪中最严重的情形，一般不适用死刑。
此外，法律还从程序上限制死刑的适用，例如死刑案件至少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一审判处死刑后哪怕被告人不上诉，也必须层报到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才能执行死刑。
具体到个案，余华英被判极刑，是罪有应得，死不足惜。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拐卖儿童罪的起刑点即为“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法律同时规定，如具备“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等特定情形，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余华英不仅是首要分子，而且拐卖儿童多达11名，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三人以上”，完全符合罪责对等的刑法原则。本案中，未见到被告人余华英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反见到其多次因拐卖儿童被抓的“惯犯”经历。她在2004年被捕后，甚至没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最后是以虚报的姓名被判刑的，可见其认罪悔罪态度差，主观恶性极深。本案中被拐卖的儿童多达11名，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可见其为了金钱利益，丧失人伦到何种程度。从这些情节来看，余华英确实是“罪行极其严重”，且没有值得宽宥的情形。贵阳中院对其适用死刑完全正确，体现了我国刑法确立的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的罪刑均衡原则。
人们为这样的顶格处罚而欢呼，也为那些被她深深伤害的家庭而欣慰。这当然只是迟来的正义，但每一个这样的判决，都在给社会、给那些孩子被拐卖的家长以信心和温暖。近年来，随着相关法律的健全，以及打拐手段的科学化和多元化，留给不法分子的空间和时间都已经被极力压缩，越来越多的被拐者找到亲人，越来越多的人贩子被捉拿归案。余华英被判处死刑，无疑是打击人贩子的一记司法重拳。希望在多个部门的强势出击综合治理下，“天下无拐”变得不再遥远。 商谈
见《河北广播电视报》2023年第38期（2023年09月22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