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错愕的是广州地铁客服的回应：“并非所有人都不喜欢广告”。这一句轻描淡写，将本应普适的公共功能，降格为可被“容忍度”衡量的个体偏好。试问，有谁会喜欢在赶地铁时被迫“刷”广告？公共服务不是商业平台，市民不是流量数据。当客服用“有人能接受”来回避“所有人都受影响”的技术缺陷，暴露的不仅是服务意识的缺失，更是对公共属性的根本性误读。
事实上，此类“摇一摇”广告早已踩过法律红线。《广告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必须“一键关闭”，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工信部也三令五申，禁止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操作。广州地铁的广告不仅关闭按钮隐蔽，部分甚至自动下载App，已构成违规。而监管部门最初建议拨打12345投诉，实则是将系统性违法问题转嫁给个体维权，反映出监管的滞后与被动。
这场风波的本质，是公共服务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价值错位。地铁App作为千万人每日依赖的刚需工具，拥有天然的流量垄断性。正因其公共属性，才更应严守“功能优先”原则。对比上海地铁仅在非核心页面设置静态广告的做法，广州地铁在扫码这一关键环节植入高敏交互广告，无异于在急诊室门口设广告牌，只为多赚几块钱的分成。
值得反思的是，此类问题并非孤例。多地交通类App曾因类似广告被投诉，整改后又“死灰复燃”，暴露出一种“不闹不改、一闹就改”的懒政逻辑。技术上关闭广告只需几分钟，为何非要等到舆论发酵？这背后，是缺乏用户导向的反馈机制，是将商业收益置于用户体验之上的运营惯性。
公共服务可以探索商业变现，但必须建立“防火墙”：核心功能严禁植入干扰性广告，非核心区域广告需显著关闭、低频可控，并保留无广告版本供选择。唯有将“便民”置于“盈利”之前，才能守住城市运行的尊严。毕竟，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在于它赚了多少钱，而在于它是否让每个普通人顺畅地走过一扇闸机。商谈
见《河北广播电视报》2025年第45期（2025年11月7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