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法典》实施前，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虽有原则规定，却长期陷入“归国家所有但无人执行”的尴尬。谁有权处置房产？如何偿还债务？法定继承人之外的照顾者能否分得财产？这些问题如同缠绕的乱麻，让逝者财产沦为“无主孤岛”。《民法典》创新性地赋予民政部门遗产管理人职责，正是为了切断这一死循环——不是行政权力的扩张，而是民事程序的启动者。
此前，上海徐汇区独居老人葛老伯的案例清晰展现了制度运行逻辑：堂弟夫妇起诉民政局；法院判定照顾者分得130万存款保险金；房产因无继承人判归国家。这三步看似繁琐，实则环环相扣：首先通过诉讼明确管理主体，继而厘清债权债务关系，最终经司法确认完成财产处置。正如律师所言，民政部门甚至会“主动帮利害关系人找律师”，只求程序合法推进。
当下，中国法定继承范围严格限定在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堂表亲不在其列。这一设计背后是深刻的法理考量：若将继承权无限扩大至“一表三千里”，恐引发逝者生前无人照料、死后多人争产的乱象。但《民法典》同时设置“酌情分得遗产权”，为吴先生这类实际尽扶养义务者保留了公平通道——需通过诉讼证明照顾事实，由法官酌情判定份额。
上海2024年底出台的《若干意见》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指定民政为管理人→民政清理遗产清单→处理债权债务→利害关系人起诉分遗产→剩余财产经无主之诉收归国有。每个环节都需司法背书，每笔财产处置都需公开透明。虹口区民政面对吴先生购置墓地的诉求时，强调“合理范围需法院确认”，正是程序正义的体现。
随着独居人口增长，“孤独死”遗产处置将日益常态化。当前制度仍需细化：如何界定“合理丧葬支出”？怎样简化多轮诉讼流程？对此，我们既需理解民政部门“频繁当被告”的无奈，更应支持其探索遗产管理人信托、公益信托等创新模式。
当吴先生为蒋女士的墓地费用辗转奔波时，他或许正在参与一场静默的法治进程——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不是财产的最终归属者，而是连接逝者与社会的法律纽带。这纽带承载的，是让无主财产有归宿，让扶养付出得回报，让“死人钱”的误解在阳光下消散。 商谈
见《河北广播电视报》2025年第51期（2025年12月19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