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社区新媒体报道 我于1985年出生，成长在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村里每逢红白喜事，就会有放映露天电影的活动。凡有电影，我都会早早吃完晚饭，搬着马扎去那个白色幕布前占座。《小兵张嘎》《我来也》《少林寺》《解放石家庄》……这些影片算是我的启蒙作品，当然，那会儿，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能有机会拍电影。
我大学是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读的新闻学，专业课是采访和写作，对口的就业单位是报社，我的职业路径原本也应该跟电影没有交叉。
最初的缘分发生在大二那年的秋天。那一天，公告栏里张贴的一张海报吸引了我的注意——关于西南政法大学首届“校园MTV”大奖赛的赛事通知。我拉着伙伴们说：“咱们拍个MV吧！”大家说：“好呀。”拍什么呢？那时候有一首歌叫《求佛》，我很喜欢听，我就借着那首歌抒发的情绪，编了个故事，写了个剧本，然后进行了人生第一次影像创作，大家施展三脚猫的功夫，搞出来的短片在那届校园赛事中脱颖而出，包揽各项大奖。
这件事给了我一些过分的鼓励，我又跟这些伙伴说：“咱们拍个电影吧！”大家说：“好呀。”这次拍什么呢？有一天，我在篮球场上遇到一个同学，他T恤上印了一行字：“不就是玩吗”，片名就叫这个了！《不就是玩吗》，我们就拍我们自己——一帮不好好学习的后进生的日子。于是，6个人揣着5个字，手持一台收音有问题的DV机，挑着一根用竹竿自制的话筒，剧组就这样闹着玩儿一样开张了。
我们只出了个故事梗概就开始海选演员。先发现了现实中的夏天，又有了剧本里的summer。有一段时间，我在学校里看见漂亮姑娘就拍人肩膀，就这样搭讪来了故事里的女主角之一小薇。只写了5场戏就开机。一边写一边改，一边吵一边拍，战线拉了80多天。一番番酸甜苦辣，一遍遍喜怒哀乐，精彩的剧情在戏内也在戏外，流淌的日子编织着最俏皮的桥段。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寻找赞助到媒体造势，从开机仪式到首映典礼，从线下售票到网络发行……我们不知不觉完成了一次商业电影的完整运作流程。
2007年6月23日的晚上7点，我们的电影《不就是玩吗》在模拟法庭首映，仪式开始之前半小时，我站在台口往下看，偌大个模拟法庭里已经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电影时长90分钟，堵在两个门口进不来的同学踮着脚尖、探着脑袋撑完了一个半小时。
当晚的票房收入兑成了山城啤酒，剧组的兄弟姐妹们都喝多了，我在校园内的“绝望坡”上一路狂舞，末了，栽进了路边的冬青丛。
影像粗涩、桥段幼稚、表演浮夸……回头看我们的处女作，是羞于拿出来见人的，但那段经历是珍贵的，对我是，对我的伙伴们应该也是。我把拍电影的种子，埋在了重庆那个炎热的夏天，它破土发芽，又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
2008年毕业后，我进入河北电视台工作，前两年做记者，后来拍栏目剧，间或做过综艺节目，偶尔出镜表演，业余时间也拍点专题片……一直到2019年，我携剧本《上天堂》参加了当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平遥创投”单元，后来遇到了联瑞影业，再后来拍了电影《人生大事》。我与电影的缘分，大抵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正式上映的片子只拍了两部，很难谈形成了什么风格，确定了什么方向。根本上，我还是想讲通俗的故事，有情有趣、可歌可泣。我希望我的电影在农村露天放映的时候，我的那些父老乡亲都能看懂，都能跟着感动。市井烟火，鸡毛蒜皮，婚丧嫁娶，江湖儿女，我希望我的故事都贴着地皮，接着地气。
拍电影的过程充满了意外状况，创作上一直有焦虑，信心偶尔被打击，交际上遇到过一些坎儿，难点也就是这些了，好像每一天都焦头烂额，但事过之后，到底多难我真想不起来了，只是渴望尽快进入下一个创作周期。我的基本认识是：拍电影是一项团体运动，解决问题需要团队的力量，导演就像一支球队的教练，要解决的不仅是创作问题。
围绕电影工作的这几年，我露过脸也现过眼，起过妄念也摔过跟头，有人捧有人骂，我没少跟自尊心作斗争。这些经历给我的积极影响是，坚定了道路，开阔了心胸。拍电影是我从事过的最有趣的工作，我一直庆幸。
现在技术的进步和更迭，多多少少会影响电影行业。像我也用AI辅助做剧本，我的个人体会是，AI提高了我案头工作的效率，但我与AI并没有共创出惊喜，“技术是叙事的载体跟边界”——我认同这个观点。就好比，默片时代只能靠动作跟字幕，有声片时代才有对话一样，有了CG（计算机动画），才有了更多大场面，有了更宏大的世界观。AI 最后到底会把叙事的边界拓宽到什么程度，我说不好，我也在等着看。（文/刘江江，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80后’导演创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