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治理的首要前提，是划定清晰的法律与技术边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拨打商业性电话，“事先明确同意”是合规的核心底线。但现实中，AI外呼通过虚拟号码伪装、内部线路中转、一键清除骚扰标记等手段，将违规成本压至趋近于零，让法律条文在技术面前屡屡落空。这就要求治理不能仅停留在事后追责，而需将合规要求嵌入技术底层：强制AI外呼系统搭载拒呼黑名单、限制呼叫频次与时段，完善AI来电标识，让“合规成为代码的默认设置”，从源头压缩违规套利空间。
精细化治理的关键，是构建权责清晰的协同体系。AI外呼产业链涉及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通信运营商、线路商等多个主体，单一部门的监管难以形成合力。一方面，需打破监管壁垒，建立市场监管、工信、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对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无差别盲打等行为实施穿透式监管，让违规主体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另一方面，要压实运营商的主体责任，强化号码实名溯源与虚拟号码审核，对违规线路及时停机封号，杜绝“技术中立”成为责任逃避的盾牌。
精细化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实现商业需求与消费者权益的平衡。AI外呼并非洪水猛兽，在售后通知、履约提醒、授权回访等场景中，它能有效提升社会效率。治理的核心不是“一刀切”禁止，而是收窄应用场景，将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严格限制，同时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此外，还需畅通相关的举报渠道，建立“举报—处置—反馈”的闭环，激发社会监督力量，形成共治格局。
技术本身无善恶，但技术的使用必须有边界。AI外呼的泛滥，本质上是技术不对等下的通信权剥夺。唯有以精细化治理为抓手，让法律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让监管穿透技术的表象，让合规融入技术的基因，才能让AI外呼摆脱骚扰工具的标签，回归服务社会的本质，真正守护好数字时代每个人的生活安宁。商谈
见《河北广播电视报》2026年第31期（2026年7月31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