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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代审美样态为“播火者”塑像

发布时间:2021-07-18 0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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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镌刻有“中华革命领袖”的李大钊墓碑,时隔五十年后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这是一组颇具历史沧桑意味的影像。看到影片《革命者》这样的开头,我在想,如何在有限的时长里讲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光辉一生?又该以什么样的视角,给今天的观众、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观众讲述百年往事?


        随着镜头的展开,我发现,电影《革命者》的主创团队,致力于以年轻化审美样态打动观众,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故事讲述和影像化呈现方面做了不少尝试:


        线性讲述与非线性叙事相结合的结构框架。《革命者》以李大钊就义前的38小时为时间轴展开讲述,这是线性叙事。在遵循38小时时间走向的框架里,片段化地展现1912-1927年间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事件和不同时期的李大钊,“意识流”般展现在银幕上。开滦煤矿大罢工、五四运动及“北京市民宣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京“三一八”惨案……观众跟随镜头感受那个动荡不安却又波澜壮阔的时代,跟随李大钊先生上下求索、一起呐喊反抗、一起感受革命洪流的风雷激荡。一段段故事并未按时序呈线性展开,其间包藏了创作者的匠心。即使某一个段落叙事,主创者也采取平行剪辑、声画错位和并行的手段来呈现,比如“开滦大罢工”,工人队伍集结、罢工、卧轨示威和搏斗的情节,与李大钊对学生的讲演画面相互穿插,“革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呐喊声贯穿其中,这种手法在影片不同段落反复运用,其感染力和信息涵量形成互文互补。


        《革命者》的这种结构方式省却起承转合的交代和铺垫,打破了传统手法传记片的沉闷。因直奔“高潮”瞬间,极大地拓展了影片的叙事空间,也更加有利于多侧面、多角度地塑造人物。更重要的是,片段化的影像段落,贴合了“互联网一代”观众“快节奏”和“碎片化”的信息接收习惯,年轻观众在欣赏影像参与“解码”的过程中,实现与创作者的共情共鸣。




        多重视角并联的叙事方式。李大钊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波澜起伏的事件,和近代史上太多的人物有过交集。影片打破常规的叙事形式,围绕李大钊的生平踪迹延展开来,从与他有过交集的数位人物入手,以出身不同阶层、持有不同理念、身处不同群体的多层视角,对李大钊进行立体、鲜活、多样化的解读。比如,报童徐阿晨之死,李大钊挺身而出组织各界群众抗争,从青年张学良的视角里来描写;“会见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在李大钊与蒋介石“打赌”的桥段里展开,通过蒋的视角讲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故事;北京“三一八”惨案,则着重于那个先是害怕而后挺身介入的包子铺老板的视角。还有,陈独秀眼里的“战友”,赵纫兰记忆里的丈夫,毛泽东视角里的“老师”,庆子视角里的“启蒙者”,甚至小儿女眼里的“父亲”……多重视角叙事使塑造人物形象游刃有余。影片在注重呈现李大钊作为“播火者”的崇高形象、描述他的热血青春和舍生取义的同时,更刻画出作为学者教授的文人风骨、作为知己战友的重情重义、作为丈夫父亲的柔软温情。这位“播火者”没有站上“神坛”,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扁平的典籍史料里站立起来,鲜活起来,可亲可敬起来。


        多重视角的叙事方式,还有利于给观众造成一种更接近“历史现场”的观感,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在当代审美习惯里,人们更重视“代入感”和“沉浸式”欣赏。影片通过不同人的视角讲故事,刻意设计那些“在现场”的角色,以制造“代入感”,打通横亘在百年时光的代际隔膜,令观者身临其境。不经意间,也重现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风貌和人物群像。


        历史大叙事与故事小机巧的结合。电影不是教科书,故事片不同于纪录片。《革命者》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将历史事件故事化,把故事情节影像化,有效地找到了吸引当代观众的叙事支撑,在严肃的历史人物传记与当下年轻人鉴赏喜好之间找到了润滑剂。影片中“报童之死”及其后的租界抗争,是以报童吆喝十月革命的消息与俄国暴徒维克多发生争执引发的。一场剑拔弩张的冲突,在拉开架势之前就交代了历史大背景——十月革命既是叙事背景,也是事件诱因。“孙李会见”及国民党一大召开,开启了两党合作新局面。这个大事件都包涵在李大钊与蒋介石“打赌”这一情节中,“打赌”就有了以一当十的意义和言在意外的涵义。陈、李“相约建党”,影片中设计在李大钊请陈独秀的饭桌上,除了“建党”这样重大严肃的命题,还有李大钊那番“上海小笼包与北京炸酱面”的高论,既令人解颐又意味深长,二人之间性格碰撞、见识交锋以及战友情分,便尽在其中了。还有军阀张作霖桌上的那个天平,虽是个小道具,却“四两拨千斤”地说明各方立场、推动剧情发展,当然,也形象地折射出草莽枭雄的狡诈和凶残。


         影片的故事讲述技巧还表现在大事件中小人物的作为。李大钊被捕入狱后,党组织和社会各界千方百计营救他,这是史实。影片中设计了庆子这样一个人物,虽然庆子试图营救的手段不尽新鲜,但他和李大钊有“前史”,是受李大钊启蒙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共党员”。由庆子的出场引出了李大钊和乞丐同浴、过年并演唱乐亭大鼓的情节。这场戏重点在突出李大钊慨然殉道的决心和气概,庆子这个人物的设置,既提供了另一重叙事视角,也为李大钊的“播火者”形象增加了厚度。


        诗意表达和“时空穿越”等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浪漫主义手法首先体现在《革命者》别具一格光影营造的诗意瞬间:北京屋檐盛开的玉兰花下,给陈独秀写信的李大钊摘下一片洁白的花瓣夹入书简;数万名挽起双臂的开滦矿工,头上的矿灯闪烁出一片星空;硕大的红旗覆盖之下,李大钊和志士仁人在奔走、呐喊;我尤其欣赏表现“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时,那组齿轮咬合转动的镜头,除了星火燎原和组织之间的力量传送、信仰传递之外,更隐涵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概念。还有,白色基调的雪夜原野,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马车上讨论建党问题,渐行渐远的马车背影,风雪弥漫之夜亮起两盏灯笼,颇有象征意味……这些极具写意的镜头,衍化为影片中具有穿透力的意象,串联起一幕幕百年前的故事,体现出影片主创团队年轻态的审美追求。


        浪漫主义手法还体现在通过影像“蒙太奇”造成的“时空穿越”。李大钊与离京回湘之前的毛泽东,站在景山俯瞰北京,纵论革命理想的情节,充分体现了伟人的浪漫情怀。积雪皑皑的冬日北京城无限沧桑,镜头摇过之后,出现了三十年后新中国成立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给人无限遐想;还有不同人群不同景别的“入党宣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红军战士的誓言铮铮……这些诗意的铺排和延展,也超出了影像本身的涵义。


         中国文人悲悯情怀和播火者的牺牲精神,是李大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基础,也成为影片营造浪漫氛围的本源。当最后时刻来临,李大钊听完“判处绞刑立即执行”的宣判,转过身来一脸安详,坦然地吐出一个字:“中”。走出牢房,又从容面对着侦缉处长,淡然地道一声:“辛苦”。这些动人心魄的细节,远比声嘶力竭的呼号更能表达从容赴死的豁达和忠于理想的坚定。临刑前理发的诙谐对话和笑声,更是对“视死如归”的形象诠释。作为中国革命先驱的“播火者”,他身上自始至终充盈着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的光芒。


        1927年4月28日,站在绞刑架下的李大钊高呼:“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影片《革命者》结尾处并未原封引用,而是以闪回的方式,让李大钊对着大众说:“……你们一定要相信!”而后,影像跳跃式的闪回,劳作的农民,各行业的工人,昂扬的学生……各阶层的群众遥相呼应:“我相信!”这声音震撼人心、响彻天地、穿越时空——李大钊的信仰和理想,将一代代传承,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由此,影片以颇具创意的影像叙事,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烟火气的“革命者”形象,撼人心魄,感人肺腑。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火种”传播到中国大地;他怀揣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赤诚之心,为唤醒民众甘愿牺牲自我,以青春热血浇灌理想之花;他用信念和行动铸就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今天,革命先驱的预言已经和正在变为现实。“播火者”的初心与信仰,依然需要当代人传承和发扬,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河北省广播电视协会会长、著名影视专家  何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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