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镌刻有“中华革命领袖”的李大钊墓碑，时隔五十年后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这是一组颇具历史沧桑意味的影像。看到影片《革命者》这样的开头，我在想，如何在有限的时长里讲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光辉一生？又该以什么样的视角，给今天的观众、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观众讲述百年往事？
随着镜头的展开，我发现，电影《革命者》的主创团队，致力于以年轻化审美样态打动观众，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故事讲述和影像化呈现方面做了不少尝试：
线性讲述与非线性叙事相结合的结构框架。《革命者》以李大钊就义前的38小时为时间轴展开讲述，这是线性叙事。在遵循38小时时间走向的框架里，片段化地展现1912-1927年间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事件和不同时期的李大钊，“意识流”般展现在银幕上。开滦煤矿大罢工、五四运动及“北京市民宣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京“三一八”惨案……观众跟随镜头感受那个动荡不安却又波澜壮阔的时代，跟随李大钊先生上下求索、一起呐喊反抗、一起感受革命洪流的风雷激荡。一段段故事并未按时序呈线性展开，其间包藏了创作者的匠心。即使某一个段落叙事，主创者也采取平行剪辑、声画错位和并行的手段来呈现，比如“开滦大罢工”，工人队伍集结、罢工、卧轨示威和搏斗的情节，与李大钊对学生的讲演画面相互穿插，“革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呐喊声贯穿其中，这种手法在影片不同段落反复运用，其感染力和信息涵量形成互文互补。
《革命者》的这种结构方式省却起承转合的交代和铺垫，打破了传统手法传记片的沉闷。因直奔“高潮”瞬间，极大地拓展了影片的叙事空间，也更加有利于多侧面、多角度地塑造人物。更重要的是，片段化的影像段落，贴合了“互联网一代”观众“快节奏”和“碎片化”的信息接收习惯，年轻观众在欣赏影像参与“解码”的过程中，实现与创作者的共情共鸣。
多重视角并联的叙事方式。李大钊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波澜起伏的事件，和近代史上太多的人物有过交集。影片打破常规的叙事形式，围绕李大钊的生平踪迹延展开来，从与他有过交集的数位人物入手，以出身不同阶层、持有不同理念、身处不同群体的多层视角，对李大钊进行立体、鲜活、多样化的解读。比如，报童徐阿晨之死，李大钊挺身而出组织各界群众抗争，从青年张学良的视角里来描写；“会见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在李大钊与蒋介石“打赌”的桥段里展开，通过蒋的视角讲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故事；北京“三一八”惨案，则着重于那个先是害怕而后挺身介入的包子铺老板的视角。还有，陈独秀眼里的“战友”，赵纫兰记忆里的丈夫，毛泽东视角里的“老师”，庆子视角里的“启蒙者”，甚至小儿女眼里的“父亲”……多重视角叙事使塑造人物形象游刃有余。影片在注重呈现李大钊作为“播火者”的崇高形象、描述他的热血青春和舍生取义的同时，更刻画出作为学者教授的文人风骨、作为知己战友的重情重义、作为丈夫父亲的柔软温情。这位“播火者”没有站上“神坛”，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扁平的典籍史料里站立起来，鲜活起来，可亲可敬起来。
多重视角的叙事方式，还有利于给观众造成一种更接近“历史现场”的观感，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在当代审美习惯里，人们更重视“代入感”和“沉浸式”欣赏。影片通过不同人的视角讲故事，刻意设计那些“在现场”的角色，以制造“代入感”，打通横亘在百年时光的代际隔膜，令观者身临其境。不经意间，也重现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风貌和人物群像。
历史大叙事与故事小机巧的结合。电影不是教科书，故事片不同于纪录片。《革命者》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将历史事件故事化，把故事情节影像化，有效地找到了吸引当代观众的叙事支撑，在严肃的历史人物传记与当下年轻人鉴赏喜好之间找到了润滑剂。影片中“报童之死”及其后的租界抗争，是以报童吆喝十月革命的消息与俄国暴徒维克多发生争执引发的。一场剑拔弩张的冲突，在拉开架势之前就交代了历史大背景——十月革命既是叙事背景，也是事件诱因。“孙李会见”及国民党一大召开，开启了两党合作新局面。这个大事件都包涵在李大钊与蒋介石“打赌”这一情节中，“打赌”就有了以一当十的意义和言在意外的涵义。陈、李“相约建党”，影片中设计在李大钊请陈独秀的饭桌上，除了“建党”这样重大严肃的命题，还有李大钊那番“上海小笼包与北京炸酱面”的高论，既令人解颐又意味深长，二人之间性格碰撞、见识交锋以及战友情分，便尽在其中了。还有军阀张作霖桌上的那个天平，虽是个小道具，却“四两拨千斤”地说明各方立场、推动剧情发展，当然，也形象地折射出草莽枭雄的狡诈和凶残。
影片的故事讲述技巧还表现在大事件中小人物的作为。李大钊被捕入狱后，党组织和社会各界千方百计营救他，这是史实。影片中设计了庆子这样一个人物，虽然庆子试图营救的手段不尽新鲜，但他和李大钊有“前史”，是受李大钊启蒙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共党员”。由庆子的出场引出了李大钊和乞丐同浴、过年并演唱乐亭大鼓的情节。这场戏重点在突出李大钊慨然殉道的决心和气概，庆子这个人物的设置，既提供了另一重叙事视角，也为李大钊的“播火者”形象增加了厚度。
诗意表达和“时空穿越”等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浪漫主义手法首先体现在《革命者》别具一格光影营造的诗意瞬间：北京屋檐盛开的玉兰花下，给陈独秀写信的李大钊摘下一片洁白的花瓣夹入书简；数万名挽起双臂的开滦矿工，头上的矿灯闪烁出一片星空；硕大的红旗覆盖之下，李大钊和志士仁人在奔走、呐喊；我尤其欣赏表现“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时，那组齿轮咬合转动的镜头，除了星火燎原和组织之间的力量传送、信仰传递之外，更隐涵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概念。还有，白色基调的雪夜原野，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马车上讨论建党问题，渐行渐远的马车背影，风雪弥漫之夜亮起两盏灯笼，颇有象征意味……这些极具写意的镜头，衍化为影片中具有穿透力的意象，串联起一幕幕百年前的故事，体现出影片主创团队年轻态的审美追求。
浪漫主义手法还体现在通过影像“蒙太奇”造成的“时空穿越”。李大钊与离京回湘之前的毛泽东，站在景山俯瞰北京，纵论革命理想的情节，充分体现了伟人的浪漫情怀。积雪皑皑的冬日北京城无限沧桑，镜头摇过之后，出现了三十年后新中国成立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给人无限遐想；还有不同人群不同景别的“入党宣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红军战士的誓言铮铮……这些诗意的铺排和延展，也超出了影像本身的涵义。
中国文人悲悯情怀和播火者的牺牲精神，是李大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基础，也成为影片营造浪漫氛围的本源。当最后时刻来临，李大钊听完“判处绞刑立即执行”的宣判，转过身来一脸安详，坦然地吐出一个字：“中”。走出牢房，又从容面对着侦缉处长，淡然地道一声：“辛苦”。这些动人心魄的细节，远比声嘶力竭的呼号更能表达从容赴死的豁达和忠于理想的坚定。临刑前理发的诙谐对话和笑声，更是对“视死如归”的形象诠释。作为中国革命先驱的“播火者”，他身上自始至终充盈着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的光芒。
1927年4月28日，站在绞刑架下的李大钊高呼：“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影片《革命者》结尾处并未原封引用，而是以闪回的方式，让李大钊对着大众说：“……你们一定要相信！”而后，影像跳跃式的闪回，劳作的农民，各行业的工人，昂扬的学生……各阶层的群众遥相呼应：“我相信！”这声音震撼人心、响彻天地、穿越时空——李大钊的信仰和理想，将一代代传承，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由此，影片以颇具创意的影像叙事，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烟火气的“革命者”形象，撼人心魄，感人肺腑。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火种”传播到中国大地；他怀揣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赤诚之心，为唤醒民众甘愿牺牲自我，以青春热血浇灌理想之花；他用信念和行动铸就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今天，革命先驱的预言已经和正在变为现实。“播火者”的初心与信仰，依然需要当代人传承和发扬，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河北省广播电视协会会长、著名影视专家 何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