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诞生、到井冈山、到延安，再到西柏坡，红色精神已经深深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动力。近日,河北卫视《中华好家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初心》播出，广受关注。在第一期《初心百年》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孙子董绍新、开国元勋朱德的外孙刘建和朱德贴身侍卫长管开智的儿子管严做客节目，为观众讲述董必武和朱德的感动人心的初心故事和融合“红船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家风故事。
红船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这里流淌着红色的记忆，凝聚了很多人的初心。
董必武同志是唯一一位重访南湖红船的中共一大代表，他对南湖有着很深的感情。节目中董必武的孙子董绍新，为观众讲述了爷爷董必武的故事。
艰苦奋斗，不搞特殊
因六毛钱向党中央写检讨
1941年，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董必武那时候是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他掌管。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他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次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尽管钱不多，他却非常重视，对办事处的同志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为此，他主动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还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在《董必武家书》中，董老的几乎每一封家书都心装国家，告诫自己的晚辈要艰苦奋斗，不搞特殊。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红安老家的有些亲友看他当了政务院的副总理，以为他做了“大官”，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照顾生活等请求。对此，董老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同时还向他们讲清不能给予照顾的道理。
他在回信中指出：安排、调动工作应向组织请求，不能向他个人请求；鄙视劳动，想不劳动或少劳动而有较好的享受，是陈腐的甚至是很坏的旧观念；做工作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决不能把革命、入党当作为个人谋利益的手段。后来还写了公函，“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参与国家领导，是各项政策的制定者，更应该是维护者，所以你们不要利用我的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
他将这份公函打印了十几份，分别寄给老家的亲戚，后来大家都知道董老的作风，都渐渐地不找他了。
董必武常说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就是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没有比群众的事更大的事了……”可以看出，董老心中时时刻刻装着国家和人民。
以身作则，俭以养廉
不给国家和人民增加负担
生活中的董必武非常和蔼，从来不摆大家长的架子，也很少冲家人发脾气……他以“身教”为主，“言传”为辅，处处以身作则。比如吃饭的时候，他会把掉在桌上的米粒捡起来吃，碗里不剩一粒米。平时练字时，他总是写“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句话鞭策自己和家人，而且他练字舍不得用白纸宣纸，都是用旧报纸练，经常是大楷写了写中楷，中楷缝里插小楷，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
晚年的董必武患了多种疾病，许多地方上的负责同志请他到条件好的地方去疗养，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我一走动就会兴师动众，给地方人力、物力增加负担。”1972年冬，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那时去广州坐火车得好几天，当时他正住在医院里，工作人员担心他长途旅行身体支持不了，提议坐飞机去，又动员董必武夫人何连芝和子女一起劝说他。但是他坚持要坐火车去，并且严肃地说：“这对我来说，是个原则问题。”他详细计算了坐飞机要消耗的油量，并耐心地教育大家说：“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油产量还不多，坐飞机要消耗很多油。而在火车上挂节车厢，既不影响铁路运输，还可以沿途看看祖国的大好风光。”
他还再三叮嘱：“我老了，不能为国家人民多做事了。今后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尽量少给国家和人民增加负担。”“我们的国家大，底子薄，一穷二白的面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我们要力求节约。”董老从生活的点滴中为国家节省，堪称我们党风的楷模！
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董老用一生践行着红船精神，他的身上处处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良好传承，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西柏坡
西柏坡，原本是河北平山县一个寻常小山村，却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地方。在西柏坡，周恩来曾说：“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建党百年，我们再次回顾，看到我们党在这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留下了振聋发聩、警钟长鸣的“两个务必”，这是西柏坡红色革命精神的核心，是建党100年来一直照耀中国革命的“光”。
派人实地考察研究
朱德促成选址西柏坡
西柏坡被选址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朱德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7年5月初，朱德和董必武、刘少奇等人率领中央工委来到河北平山县，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人会面，商量中央工委驻扎在哪里比较合适。
随后朱德派出自己的机要秘书潘开文和卫士长齐明臣，带着一张地图开始在平山县境内考察。潘开文、齐明臣他们在全县范围内都找得不太理想，直到去了西柏坡，几个人眼前一亮——西柏坡地方小，易隐蔽，背山向阳，且易守难攻，多山地，易躲避敌军飞机轰炸。他们把西柏坡的情况记录了下来，朱德等人拿到研究报告后反复商讨，最终将西柏坡定了下来。
除了地理优势，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里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平山县是有名的抗日模范县。平山县建党非常早，早在1931年就在霍宾台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党员人数由1931年的50人发展到了1946年的近2万人，是河北省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县。在抗日战争时期，仅有25万人口的平山县就有9万多人参军参战，359旅中的718团就是由1500名平山子弟一次性应征入伍组成，由于都是平山人，所以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平山团”，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被聂荣臻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平山县党群基础非常好，为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党中央到西柏坡之后，开创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朱总司令开始策划一件大事，就是解放石家庄。
亲临解放石家庄作战现场
朱德和石家庄的不解之缘
1947年6月，在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胜利后，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今后华北作战已转为主动……对较坚固的城堡，如准备得好，时间宽裕，亦可攻破。”7月11日，朱德致电毛泽东：“下一战役拟打石家庄。”8月16日，朱德致电晋察冀野战军：“待秋高时大举进攻三角地带、三条铁路或攻石家庄。”1947年10月22日12时，清风店战役刚刚胜利结束，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局刘澜涛就立刻致电中央军委、工委，建议乘胜夺取石家庄。10月23日，朱德、刘少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批准聂荣臻同志夺取石家庄的意见。
朱德一生指挥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军事指挥艺术。这一点就完美地体现在解放石家庄。
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来到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给全军增添了巨大力量。同时，他还深入基层同指战员交谈，从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给予指示并同炮兵、工兵部队的同志研究技术问题，亲自给部队作报告，讲形势、任务、战术、纪律等，大大激发了士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朱总司令在最前线，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晋察冀野战军领导考虑到总司令的安危，就一起劝他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去。总司令摇头不肯。“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找我朱德。”朱德说。
对于朱德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前线指挥作战，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放心不下，他曾多次在给晋察冀野战军的电报中要求朱德回到总部。1947年11月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少奇：“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后来在杨得志等人的极力劝说下，朱总司令才说：“那好，我不加重你们的负担，就不留在这里了。”他还幽默地说：“野战军司令向总司令下逐客令，没得办法，我只好去找孙胡子（指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同志）了。”
石家庄的解放开创了我军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也为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西柏坡，党中央运筹帷幄，我军英勇作战，打了很多以弱克强、以少胜多的胜仗，尤其是“三大战役”为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践行“两个务必”
艰苦奋斗，坚决不搞特权
平山老百姓一提起朱总司令那是非常亲切，据说他一到西柏坡就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一点架子都没有。
我们的小学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朱德的扁担》，朱总司令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传颂。当时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朱总司令住的地方是专门请陕北的工匠建造的窑洞式房子。这原本是给毛主席移驻西柏坡后居住的，但毛主席坚持让给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在西柏坡住了近两年，房子的格局却被更改了好几次。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住房一下子紧张起来，朱德这里也成了“临时的招待所”，办公室、会客室都住满了从前线来的同志，他和夫人还把自己的床让给了从东北局来的王稼祥、朱仲丽夫妇，自己在地上搭地铺，中间隔一道布帘，一起住在这几平米大的屋子。
当时党中央在西柏坡的生活很清苦，朱总司令喜欢在空闲时间打猎，把打来的野鸭野鸟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一次朱德打野鸭，但后来发现是家养的鸭子，他找到老农，赔了20元钱，走之前还向老汉深深鞠了一躬。突然有人喊：“刚才那位首长不是朱德总司令吗？跟我家墙上的挂像一模一样！”人群中霎时沸腾了。朱总司令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耍特权、搞特殊，反而如普通人一样遵守纪律，诚挚地认错道歉、掏钱赔偿，向群众鞠躬，被老百姓传为佳话。
在党和军队中加强纪律建设，建制立规矩，朱总司令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生活中，他对自己的家人也是高标准、严要求。
朱德的外孙刘建从小被教育不能有“特权思想”，上学要自己走路去，身边同学不能知道自己是朱德的后代；工作后，“要接班不能接官”，1969年刘建初中毕业后，曾作为知青远赴黑龙江务农，被分配养猪。后来参军入伍，退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1976年朱德去世后，夫人康克清立即向党组织申请——收回对朱德特殊优待而分配的房产、汽车，1992年康克清也去世了，朱德的女儿朱敏也效仿母亲，将母亲生前分配的住房交还给了组织。
无论是扁担的故事，还是让房子的故事，正是因为老一辈革命家的率先垂范，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严明的纪律，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带领中国人民一路走到今天，踏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我们再次深情地回望历史，回顾走过的道路，以红船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为核心的红色精神为新中国奠定了坚固基石，是我们走向胜利实现伟大梦想的宝贵财富。100年的时光，这些精神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更加闪亮，更加光照中国。
